从1959年年底直到1961年春天，是溥仪情绪最为激动和复杂的一段时间。1959年12月4日，54岁的溥仪收到了国家发出的《特赦通知书》，他终于摆脱了战犯的身份，结束了漫长的囚禁生涯，回到了阔别了整整35年的故乡北京。

到了1961年3月，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，溥仪正式踏上了为人民服务的新岗位，受聘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，担任文史专员。这不仅意味着他的身份转变，也标志着他全新生活的开始。

1964年，周恩来总理指示京城特赦人员前往西北参观学习。溥仪与沈醉等人一同踏上旅程。旅途中，他们抽空来到华清池沐浴。溥仪在浴池边不慎滑倒，内心略显不服气，而沈醉则笑着调侃道：“这水滑得厉害，早在一千多年前，白居易就在《长恨歌》中提醒过我们。”那么，白居易究竟是如何发出这份古老的警告呢？

回溯到1945年8月，溥仪在逃往日本途中被苏联红军逮捕。他极力请求苏军官员允许自己永远留在苏联，担心落入其他人手中会遭遇不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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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0年8月，苏联红军将溥仪移交回中国。他留在苏联的愿望破灭，坐在回国的火车上陷入深深的绝望。火车抵达长春时，他自语：“这里是我曾任满洲皇帝的地方，现在人齐了，看来我将要接受公审了。”

针对溥仪的情况，周恩来总理已做出指示：“溥仪等人在进入战犯管理所之前，东北局要先组织谈话会，稳定他们的情绪。”不久，押送溥仪等人的专列在沈阳临时停靠，所有战犯被专车接送至会场。

路上，溥仪心情极其紧张，双腿软弱无力，坐下后全身颤抖，他以为自己马上就要面对法庭审判。然而，会议现场的氛围让他感到异常温暖，与会者对他们态度亲切。高岗甚至关切询问他的健康状况，并请他带头发言，大家的和善让溥仪感到十分诧异。

谈话会结束后，溥仪等人被送回专列，继续押送至抚顺战犯管理所。刚入住时，他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一些，但仍然觉得自己离死亡不远。

抚顺战犯管理所共关押71名战犯，绝大多数人思想封建、顽固不化。尤其是溥仪，他始终不承认自己犯有卖国罪，还极力推脱责任。在引渡回国的过程中，他还要求亲属对外统一口径，称自己是在日本侵略者胁迫下才成为伪满皇帝。

对此，管理所工作人员认为改造溥仪将非常艰难。直到后来，周恩来提出通过悔罪教育开展认罪悔过活动，许多战犯逐渐低头认罪，溥仪也不得不交代了不少危害国家的事实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。

经过十年的改造生活，溥仪在思想觉悟、生活习惯和言行举止上都发生了巨大转变，学会了主动认罪、自觉悔罪。特赦令下发后，他彻底转换了身份，获得自由，开始了崭新的生活。

1959年12月9日，溥仪特赦回到北京，由亲戚接回家。第二天，他亲自前往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。

他向民警说明来意后，内勤民警吴静深开始为他办理手续。看到特赦令后，吴静深迅速为溥仪办理户口，将“爱新觉罗·溥仪”登记在户口底簿上，随后询问他填写与户主的关系、姓名等17项必填信息。

登记完成后，吴静深将一张新的户口卡插入户口本，递给溥仪。溥仪双手接过，深深地鞠躬感谢，随后离开。回到家后，他细细端详着这张户口卡，心中涌起千般复杂的情绪。

有了户口后，溥仪很快获得了选民证，之后先后三次行使公民选举权。1960年11月26日，他在北京植物园工作时，特地换上平日舍不得穿的中山装，去为人民代表投票。

1961年，毛主席单独接见溥仪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不仅是清朝的末代皇帝，还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皇帝。你的经历说明了一件重大事情，那就是中国以后再也不会有封建制度了。”

彻底脱离皇帝身份的溥仪，也终于开始了他的崭新生活。

1961年2月28日，溥仪和第一批留京特赦人员被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开会，李维汉部长亲自宣布周恩来总理的决定：安排留京特赦人员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溥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内心充满喜悦。他终于获得了一个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正式岗位。溥仪感慨地说：“‘人’这个字，是我在启蒙读本《三字经》中学到的第一个字，但我前半生从未真正理解它。今天，在共产党人的教导和改造政策下，我才明白这个庄严字眼的深意，才算真正成为了一个‘人’。”

1961年3月1日下午，溥仪穿着整洁的新衣，带着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的任命书，正式来到政协机关大院报到。

刚进大院，就有人领他到会议室，那里早已聚集了许多穿着得体的人，大家都在等候。

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是首倡让这些特赦人员从事文史工作的。他看到溥仪、杜聿明、宋希濂等人衣着整齐，笑着热烈欢迎他们。

溥仪没想到自己成了第一个被提问的人。

申伯纯告诉大家，这座政协机关的大院，曾是清朝顺承王府，后来成了张学良公馆。他问溥仪：“溥仪先生，当皇帝时曾来这里游玩过吗？”

溥仪答道：“知道这里，但未曾来过。那时身边有许多人监视，我没有自由玩耍的机会。”

申伯纯笑道：“从今以后，你可以天天来这里上班了。你们今后的工作任务有两点：写稿和审稿。生活上有任何困难，随时向办公室反映，把这里当成自己的新家。”

会议结束后，溥仪和其他人开始了机关生活，正式担任文史专员的职务。

文史专员办公室有两个宽敞的房间，大家上班时写自己的经历，或审阅分配的稿件。若发现不准确之处，大家会互相讨论，共同回忆补充。

那时，文史专员的月薪是一百元，虽不高，但在当时物价低廉的背景下已算优厚待遇。

未与李淑贤结婚前，溥仪常去机关食堂吃饭，因不懂饭票和菜票的区别，每次打饭时都会将口袋中所有票据都掏出来，让炊事员自己挑选。有时付完钱还忘了拿饭，他自嘲说：“皇帝是最没用的人。”

一年多后，弟弟溥杰及沈醉等六人也陆续进入政协。1963年，廖耀湘、康泽等第三批特赦战犯也加入，文史专员总人数达16人。因有两位姓杜的，大家称杜聿明为“大杜”，杜建时为“二杜”，溥仪为“大溥”，溥杰为“二溥”。

申伯纯根据历史背景将人员分为三组：政治组由沈醉、杜建时等人组成；北洋组由溥仪、溥杰等人组成；军事组成员包括杜聿明、范汉杰等人。

虽然他们之前几乎未从事过文字工作，但工作起来毫不马虎，审稿时会在文稿上写下具体意见。他们还积极参与政治学习，踊跃发言，辩论激烈，促进思想提升。

溥仪对学习十分认真，平日里用楷书做笔记，积累了几十本。对重要议题，他会写成发言稿，反复朗读熟记。

文史专员室实行轮值制度，值日时负责打扫和烧开水。溥仪和溥杰是一组，因溥杰住得远，来时溥仪早已打扫完毕，溥杰只需负责烧水。

工作之余，溥仪还着手撰写自传《我的前半生》。他以在抚顺改造期间所写的材料为基础，结合文史专员室的资料，召集家人参与，由弟弟溥杰执笔初稿，最终由群众出版社李文达润色，1964年顺利出版。

他们偶尔也外出旅游。1964年，周恩来总理指示京城特赦人员赴西北参观学习，期间发生了不少趣事。

文史专员们最期待的是参观延安。因为在解放战争前夕，党中央和毛主席曾在延安战斗了13年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，他们渴望亲眼见识毛主席做出重大决策的地方。

抵达延安后，他们先后参观了杨家岭、枣园，访问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旧址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办公室及住处。

他们还与许多农民交谈，听他们讲述与毛主席共度的故事。通过延安人民的回忆，大家深切感受到共产党的胜利源于艰苦朴素和深入民心。

随后，他们参观了延安革命烈士纪念堂，安葬着28位革命先烈，包括王若飞和叶挺等人。沈醉忆起叶挺在军统监狱的经历。

他记得自己曾三四次探视叶挺，每次询问叶挺需要什么，叶挺总说不需要。

叶挺生活规律，对下属礼貌周到。印象最深的是叶挺临出狱那次见面。一般人获释后第一件事是享受美食，但叶挺却说：“我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申请恢复党籍。”

沈醉想深入了解却不敢多问，只能说：“那很好，那很好。”后来将此事报告戴笠时，戴笠哑口无言，说：“共产党人的可怕就在这里。”

直到今日，沈醉才彻底理解叶挺将军为何坚贞不屈，迫切要求恢复党籍的深意。

在西北参观期间，他们还游览了华清池。抵达西安第二天，他们便前往临潼骊山华清池温泉洗浴游玩。

华清池传说是唐代杨贵妃沐浴之地，池水中据说留有贵妃余香，故称“贵妃池”。虽然无科学依据，但让人心生美好遐想。

华清池面积不大，限数人同时洗浴。溥仪与沈醉一起入池。溥仪刚下池时差点滑倒，临离开时再次跌倒，险些撞到池边石头。沈醉连忙扶起他，溥仪仍有些不服气地说：“不是我不小心，是这温泉水太滑。”

沈醉开玩笑道：“水确实滑，白居易早在千年前就提醒过，怪你忘了他在《长恨歌》中写的‘春寒赐浴华清池，温泉水滑洗凝脂’。”

溥仪听罢忍俊不禁，两人泡浴后感到身心舒畅。溥仪摸着受伤处自语：“没闻到贵妃余香，倒差点把骨头摔断了。”

在西安，他们还参观了诸多名胜古迹，随后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。离开西安后，他们走访了洛阳、郑州等地，亲眼见证了新兴工业城市的蓬勃发展，为祖国的辉煌成就感到由衷自豪。

这次参观使他们深刻理解共产党击败国民党的秘诀：共产党人真心为国家未来而努力，他们的努力最终化为现实。文史专员们为国民党的失败感到庆幸，因为他们明白，若蒋介石获胜，今日的祖国绝不可能有如此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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